開場白：
姓氏Drucker 的漢譯，台灣早期「德魯克」「杜拉克」並存，後來台灣取後者，中國採用前者。
2015年10月14日，我在"漢清講堂"談 Deming 與Drucker兩先生在NYU的多年情誼。並決定11月18日舉辦2015 年度的紀念杜拉克 (Peter Drucker ) 先生的談話和座談。
在臺灣及中國，Peter Drucker 的讀者和敬仰者相當多，也有專門的協會。不過，我相信學術是公器，所以用自己的方式來談論 Peter Drucker其人其書，他或可稱為20世紀的奇人。
如下文*所述，胡汝森先生在1975年的文章--心得報告中，似乎即打算為Peter Drucker祝壽了；當時，也有人在闡釋 Drucker先生的管理學思想。
Peter Drucker先生的社會觀察領域的書，在70年代初就為台灣的知識份子所重視，譬如說，國立編譯館和遠東圖書合作 (1971)的，張心漪譯《不連續的年代》，校訂者是葉公超和張茲闓兩先生。
我大三、大四時 (約1974)，杜拉克 (Peter Drucker ) 出版大著《管理學：使命、責任、實務》，國內馬上有授權影印本和幾個中譯版本。1990年，我在東海大學化工系兼課，授"管理學概論"，我採用聯經版的譯本。約24年過後，我才注意到該書合譯者之一的胡汝森 (1919-1980)先生。寫下：
*胡汝森 (1919-1980)先生參加 聯經版的 Peter Drucker《管理學：使命、責任、實務》的翻譯，與作者通信請教，最後寫篇《管理的實踐成效》，刊登於《經濟日報》(1975-11.18起12天)，收入姚為民的《杜魯克管理學新詮》台北：聯經，1976，頁275-305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