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rucker 小說： 《行善的誘惑》The Temptation to Do Good 1984

• 1984: The Temptation to Do Good (London: William Heinemann Ltd.)

《行善的誘惑》吳程遠譯，台北：遠流，2009

杜拉克、小說和《行善的誘惑》

文/吳程遠（遠流總編輯兼《科學人》雜誌編輯總監）
（摘錄自《行善的誘惑》編輯室報告 + 譯後記）

　　被譽為「近代管理學之父」的彼得‧杜拉克於二OO五年十一月過世後，包括CNN、《紐約時報》等全球媒體均普遍認為，如果沒有他的寶貴智慧，二十世紀的企業發展會緩慢很多；美國《商業周刊》更以杜拉克為封面，標題就叫〈發明管理的人〉。

　　然而除了管理大師、經濟學家、社會學家這類稱號之外，杜拉克也自認為是個藝術評論者----還有----是個寫小說的人。

　　在半自傳《旁觀者》一書中，杜拉克說：
　　從小，我就立志要寫出一些好作品，也許這是我唯一的志向。……小說寫作無疑是作家的試金石。我一向對「人」相當感興趣，……「人」不只比較有趣，更有著許多不同的型態，也較有意義，正因為人會發展、表露、改變並成為一種新的型態。(《旁觀者》65頁，譯者廖月娟)

　　但許多年來，每當我跟別人提起杜拉克的小說，對方總會瞪大眼睛說：「杜拉克寫過小說？你說的是《旁觀者》吧？」這時我就必須要解釋說「不，《旁觀者》寫得很像小說，但我說的真的是小說。」事實上，他一共寫過兩本，《行善的誘惑》是第二本。至於這本書之所以很少人曉得，大概因為多年來杜拉克拒絕授權發行其他語文版本，直到他過世之後，情況才出現轉變。

　　真的，早在一九九七年間，我就拿到杜老的兩本小說，其中一本即《行善的誘惑》；這本書讓我一口氣讀完，故事中人物活靈活現，劇情峰迴路轉，十分有趣，作為一個編輯人，很自然地想將之引進。可是關於授權出版一事，回答是簡單的「不。」

　　其後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各色各樣的社會事件-----諸如選舉活動、黑心貨品、股票市場，或者單純的在某些企業、大學等組織裡發生的事件，總之跟人性或謠言散播有關的----都會叫我聯想起《行善的誘惑》裡頭的某些情節或人物；對於杜拉克觀察人性之細膩精準，更加佩服。

　　基本上，《行善的誘惑》是一本探討人性的管理小說。在虛構的時空環境裡，發生了一件看似平凡不過的小事，可是單純為了要做個好人、做善事這樣的正當理由，結果在複雜的人性、加上大環境的劇烈變化等因素衝擊之下，無事化小事，小事化大事，最後惹出萬丈波瀾，形成不可收拾的風暴，組織裡每個成員都受到影響。而每個人面對這樣一個危機會如何反應，正好反映了這個人的真實性格；面對強大黑暗力量的當下，大家也會比較了解真正的自我。

　　故事中的角色奧默利主教跟部下討論這個危機時就提到：「……其中一些人，通常是那些成就最高者，卻沒意識到自己野心強大，……我們這些平凡人很清楚我們做事情的動機是混雜的、不一定那麼純真的，……等到有人攻擊他的動機時，他可能受到很大傷害。」突然他們省悟到自己也有缺點，不一定那麼值得別人佩服、仰慕。然後，這些人「突然失去所有的自信心。」

　　在一次演講中，聽過一個關於「管理」的很有意思的說法：「管理這個中文名詞很有道理，」講者說：「『管』是『管事情』，『理』就是『理人心。』」因此，「一向對『人』相當感興趣」的杜拉克之所以會走上管理之路，也是其來有自。他的成功，也跟他對於人性的興趣和了解有莫大關係。

　　杜拉克過世後，每次跟朋友談到他的小說，他們都對這本書很好奇`,於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再度詢問版權情況。而也許當初的因素已不存在，這次居然OK了；於是中文版才得以面世。

　　希望大家跟我一樣喜歡這本書，並從中得到許多啟發。

第一部 一看到那些綑綁得整整齊齊的郵件躺在門口地板上、但辦公室的門還關著沒打開，她就直覺地知道：有些十分不妥的事情發生了。 　　當然，鑰匙她那裡也有；三不五時她是早上第一個到辦公室的人，但通常那只是因為神父校長病倒了或者是出差去了。而直到昨天為止，他看來健康良好，隻字未提到關於出遠門或什麼的，也沒聽他說過今天大清早有任何會議之類。昨天是星期天，當她將他要看的幾份可能捐贈者的檔案送過去時，神父校長甚至還留她下來和他、列塔神父以及剛上任的法學院院長麥雅奧夫博士一起用午餐。 　　不，海恩神父並沒有出遠門，也沒生病，但他卻沒有比她早進辦公室，這樣的事情以前可從沒發生過！她一邊彎腰撿起地上的郵件，一邊手忙腳亂地掏出鑰匙時，發現自己焦慮不安到渾身發抖。 　　打開了門，她有點期盼一如往常那樣，海恩神父的男中音輕快地悠悠唱著：「愛莉絲，早安呀，進來幫我將這些信件分類吧。」但校長辦公裡有的只是一片空洞的靜默。 　　她是那麼的心神不定和脆弱，以致連大衣、厚厚的手套和皮草帽子都還沒脫下，就必須先坐下來。一大清早，她從位於校園邊沿、她住的小房子走出來，頂著一月份的冰雪寒風到聖瑪利教堂，聽完彌撒再穿過校園走到辦公室來。 　　她知道自己有點癡傻和迷信，但應該沒發生什麼要緊事情吧！？海恩神父一定只是睡過頭了，又或者一大早接到電話被拖延了----畢竟在美國東岸，像紐約或華盛頓首府之類的時區，各個辦公室裡大概早已忙得沸沸騰騰了----又或許他做完彌撒從教堂走出來後半路上被某位院長或系主任攔住，脫不了身。 　　可是，雖然明明知道一切應該沒什麼好擔憂的，她心裡卻滿是揮之不去的恐懼。很久沒試過這樣恐慌了，上一回是當她接到電話說：「傑克出事了」----而她立刻曉得，她丈夫已經回天乏術。 　　愛莉絲在聖瑪莉女子高中上秘書課程時就被教導：標準的秘書永遠比老闆早進辦公室，而她可是班上第一名畢業的呢。她們的老師、也就是副校長希達格修女明白地指出：她預期自己的秘書在她每天早上八點鐘進入辦公室時，就已經在秘書辦公桌前坐定就位，擬定好一天的工作。而愛莉絲還沒畢業，希達格修女就決定聘用她了。因此，當愛莉絲二十年前開始替海恩神父工作時 (早在那時候，大家都已經習慣稱呼他為「海恩神父」，或更簡單的直呼「海恩」，而不用比較正式的「星瑪曼神父」)，她就很小心謹慎地確保每天都比海恩神父早十五分鐘到辦公室。可是過不久她就發現他對此焦躁不安----他早上喜歡獨自一個人處理那些郵件。他什麼也沒說，但一起工作了三星期後當她問他：「你會不會寧願我晚一點進辦公室？」神父臉上立刻亮起鬆了一口氣的大大笑容，很高興地點頭同意。於是她重新安排時間，每天都剛好比他晚二十分鐘到。 　　只不過幾個月，他們之間就形成了固定的模式，從此沒間斷或改變過----直到今天。 　　海恩神父可說是一個習慣性的動物，許多獨身男人經常也是如此，而她十分清楚他的習慣，彷彿已經跟他同床共枕多年似的。每一天早上六點三十分他就起床，做十分鐘的激烈運動，刮鬍子，淋浴然後----正好七點鐘時，走路去大學教堂主持彌撒。他喜歡慢慢品嘗彌撒的一切----「我憎惡那些老在研究時間管理和如何更能手腳靈活、好讓彌撒進行得更有效率的神職人員，」有一次他這樣說，讓那位最有效率的奧馬利主教相當惱怒不高興。不過無論如何，到了七點四十五分彌撒也告結束，他把神父袍子換下，走到辦公室時，時鐘永遠是八點零一分或兩分。 　　愛莉絲也在六點三十分起床，但接著她要做早餐----替小孩做了很多年，現在則替還跟她一起住的老母親做早餐。等她可以出門時已是七點十五分，剛好還來得及參與聖瑪利教堂七點半的彌撒，然後在八點二十分到八點二十五分之間走進辦公室。磨砂玻璃上刻著「亨利‧星瑪曼神父校長；CSH」以及下面一排用更小字體的「愛莉絲‧穆勒太太，校長助理」的辦公室大門這時候往往早已敞開，四個房間燈火通明：包括神父位於角落的大辦公室、她比較靠外面的辦公室、他的會議室以及她(小很多)的會議室。她將小會議室的一個角落改裝為廚房兼餐具室，還放了個煤氣爐、廚櫃、一個小冰箱和流理台。 　　海恩神父會站在他的巨型辦公桌前，背對著窗，將信件一一打開。但她人還沒走到門邊，他就已經感覺到她的到來，而悠悠然唱歌般喊出：「早安呀，愛莉絲，進來幫我將這些信件分類吧。」她還來不及將外套掛好，他就會先說一些好聽或討好的話：「你今天氣色真好，」或者是：「你今天穿的這身衣服真好看，」又或者：「趕快來看看----我們收到一大筆捐獻呢。都因為你很有技巧地寫了那封懇求的信。」 　　神父很喜歡看信件----其實簡直是著迷了。每當有郵件進來他立刻整個人撲上去，分類，打開每一封信，甚至連當地小餐廳的菜單文宣也不放過。「這是戰爭留下來的後遺症，」有一次他解釋導。當時她告訴他他真是入錯行了，早該去郵局當郵務員的。「無論要不要打仗，沒什麼能比當兵更沉悶無聊的了----而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還當了整整三年的軍人。被槍彈打傷時，我覺得那簡直是讓人鬆一口氣的事；至少終於發生了些什麼事了。在那段讓人心神渙散、不知何時才會了結的慢慢等待期間，唯一能打破單調的就是發放郵件的時刻：名字會不會被叫到的懸疑啦、真的收到信時的興奮莫名，是誰寄的信或者信裡面到底是什麼都不重要。他們說，」他接著說，「大饑荒期間餓了很久的人終於看到食物時，不管多少都會狼吞虎嚥全部吃光光。嗯，當兵對我來說比什麼大饑荒都還要慘，而且時間拖得更久----信件對我來說就好比餓鬼的食物。沒拿到信件的日子，我們會夢到郵件，收到信時就把它吞下去，到今天我的感覺還是如此。」